新型冠状病毒在岁末年初袭击了中国，直击中国地理位置上的心脏地带。
这个病毒狡猾之至，选择在一年之中中国人流动量最大、最为忙碌最缺乏警惕性之时，从一个千万人口的中心城市下手。
但是，中国科学家从接到应战的命令，到判断病毒类别只花了一夜时间，测出全基因组序列只花了3天时间，分离出病毒元凶只花了1周时间。
如果没有这些，至今我们都不知敌人是谁，临床上不能确诊，流行趋势难以判断，药物筛选没有实验检测方法。
科学研究不同于临床，不同于生产，不直接满足民众的健康和消费需求，但它是临床和生产的基础。这一点，民众不总能记得，科学家们自身有时也会忽略。
同样被忘却的还有大疫面前的战时思维。面对疫情，如同救命、救火，对于此等大事，民众不在乎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只关注结果是什么。
但是，未经演习的科学家如果把握不住节奏，拼命做事却可能落得一身骂名。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多月来，被骂的除了官员就是科学家。
官员挨人民群众的骂，我不做议论，他们要靠理想信念，靠责任担当。
但是科学家挨骂，我觉得需要拍拍他们肩膀，做一个加油鼓劲的动作，相信他们选择这个职业也必有理想，必有信念。报国为民，不在乎误解，不惮于逆流。
围殴科学家的有自媒体，也有一批官媒。
科学家们在加紧病毒溯源、药物研发，某些媒体却在科学家后背练枪，甚至以“扒”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取乐。
自媒体成分复杂，自有他们的生存之道，但是某些官媒也参与嘲讽科学家。
只想弱弱地问一句：是不是忘了自己正是需要补足科学素养的关键人群，忘了自己在这场大战布局中的位置和任务？
大疫当前就是大战当前，不要做瓦解政府、民众与科学界相互信任的事。
回顾近期媒体事件，实际上有的人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做了正确的事，有的人是基于正确的信息却做了不符合战时要求的事。
让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3个事例。
最早报出疫病信号的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其中，中心医院眼科的李文亮医生得知本院收治的呼吸道病人检出“SARS”病毒，于12月30号在同学群发出警报，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要提醒家人注意防范。
这一信息被微信群传播，李文亮等人在1月1日被警方训诫，这就是此次疫情初期的8人谣言事件。
警方定性这一事件是有依据的，因为12月30日当地疾控中心已委托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结果否定了SARS病毒感染，而确定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从后来的报道追溯当时发生的情况是，有两家生物技术公司分别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研究所和当地医院合作，进行病人肺部灌洗液宏基因组分析，发现了冠状病毒的存在。
一家公司的分析报告称此种病毒为类似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而另外一家则直接称之为SARS病毒。
显然，称之为SARS病毒的分析是粗糙的，在科学上是错误的。李文亮医生看到的分析报告很可能正是来自于后一家公司。
他没有像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那样按法定程序报送卫健委，而是私自在微信群传播。
但是，他恰恰成为最早向民众发出警报的人，被民众广泛称赞。
国家卫健委在接到报告后立即指派专家组奔赴湖北调查疫情，随后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
关于何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坦诚回应，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但是要作出一个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的结论需要调查核实、分析判断，尤其要基于对新型病毒的检测避免与季节性流感、腺病毒感染相混淆。
所以，一直到1月20号才有一个肯定的结论。
是的，结论确实专业、可靠，达到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的水平，但是从百姓和政府看来，人命关天的大事被耽搁了3周时间。
与这批专家的谨慎再谨慎相对照，另一批战时状态被激发的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开展候选药物的研发，有了惊喜的发现却过早激动地说出了口，又承受一波媒体狂殴。
筛选候选药物的思路是对的，应对新型病毒疫情需要从已经批准使用的药物中筛选，这样可以省去对人体毒副作用的担忧，以及许多其他试验和审批程序。这样的药物可以尽快进入临床研究。
中科院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合作，筛选到了若干候选药物，其中包括百姓较为熟悉的双黄连口服液。
之前，根据分子结构计算和预测已经有几家团队提出多种候选药物。但是，只有药物所和病毒所的合作团队能够在细胞水平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抑制作用。
这是用科学实验方法真正观察到的生物学效应，而不仅仅是运算预测的结果。
正因为武汉病毒所分离出了病毒，建立了细胞感染体系，他们才能够开展这样的检测。
所以，这一结果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不是说只在细胞水平发现抑制效果就是一文不值的，就是可笑的低级的。
弗莱明当年发现青霉素就是偶然在培养平板上发现了霉菌抑制细菌繁殖的现象！
这是初步的结果，但是确实是一个好苗头。
关键是双黄连口服液是百姓常见的药物，如果之后在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明有效、安全，将可能较快投入使用。
《人民日报》撰写的报道《中科院研究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称这是“初步发现”，正在开展临床研究，措辞严谨，经得起推敲。
但是，意外的是，多家媒体深夜以“有药了！”开头的标题发布这一新闻，导致民众误解，造成双黄连口服液迅即被哄抢。
次日，媒体采访的药物专家和临床医生可不认这个账：这个哪能叫药？按照药物研发的程序这个只是第一步，临床肯定拒绝使用。
采访的人和被采访的人似乎没有一个人看到人家说清楚了这是初步的、接下来要开展临床研究。
这好像是我们国人打嘴仗常见的现象，总是成功地避开别人要表达的意思。
甚至有媒体对中科院药物所开展训诫，好像他们比院士更懂药物研发程序。
以我个人经验，这个“有药了”的标题应该是媒体添加的，而不是科学家的手笔，但是围殴之时，矛头对准的是科学家。
从这些事例我们看到的是，科学家和医生实际上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虽免不了偶尔犯错误，却都在以他们的学识和判断维护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无论是在临床拯救病患的医生护士，还是在实验室研究烈性病毒的人们，都冒着个人安全的风险。
参与应急项目的科研工作者们，即使不是直接面对病毒也失去了很多与家人享受生活的时间。
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像他们一样与病毒作战，至少能不能用我们的声音为他们加油鼓劲？
当然，这场疫情也给了我们许多教训。
科学家们既要分清科学结论的标准和重大疫情预警的标准，也要在与政府的沟通中更加具有责任担当、发出更加明确易懂的信号，而不是相互把判断推给对方。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既要坚定信念、持之以恒，也要明晰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之间的差距，清楚理解自身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方位。
从更大的视野来说，经过17年前的SARS和眼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相信中国将会建立起成熟的防疫物资储备机制、疫情战备教育机制、疫病响应处置机制、未知病原预警机制，同时建立起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
未来的疫情应对，不会因科学家对严谨结论的追求而耽误预警，也不会因科研进展新闻误导民众。
这一切都将有赖于科研、疾控、临床的互动协作，有赖于全民素养的提高，有赖于党政系统和全体人民的凝心聚力。
（作者徐旭东为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