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风暴”来临，新政力图破解科技计划“碎片化”痼疾，建立科技管理统一平台———
■本报记者 彭科峰 见习记者 王珊 实习生 张孟枭
在当下的中国，改革已进入常态。这一次，变革的目标瞄准了科技界。
据新华社报道，科技部、财政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日前获批，即将发布实施。《方案》提出，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而是通过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宏观统筹，具体委托专业机构管理。
这意味着今后每年涉及上千亿元资金的近百项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大蛋糕”，将在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上，按照优化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进行“切割”、运行。而现有各类科技计划经费渠道将不再保留。
科技管理“大平台”，能否有效解决科技计划“碎片化”和科技项目聚焦难的问题？谁应成为“大平台”的主体？如何对“大平台”实施监管？《方案》获批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广泛关注。
统一平台好不好
《方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上千亿元科研经费将打破各部委区隔，完全放置在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上。
一直以来，我国科研管理“九龙治水”现象非常突出，不同管理部门在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及运行管理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直接导致科研计划的分散、重叠以及科研投入产出的低效率，即使同一笔钱的产出也大不一样。而此次“统一管理”的政策出台，无疑能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
“一是方便加强管理，二是有助于高效利用科研经费。”在中科院院士焦念志看来，统一管理的最大好处就是透明化，能避免暗箱操作。不同科研项目的公开程度可以不一样，但都需要公开，“因为科研信息的及时公布与公开往往是科学家及公众最关心的内容”。
把分散的经费收拢，而不是政出多门，不仅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申请和研究，同时增加了项目透明度。此举成为受访专家普遍推崇的改革亮点之一。
近些年，我国科研经费快速增长，但科研成果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增长态势。相反，其中暴露出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质疑，例如科研经费被挪用、科研效率低下等问题，均成为此次科技计划统一管理改革的根源所在。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科技计划统一管理，有利于让学者回归科研本位、强化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同时更能提高对科研经费的监管，变多头监管为统一监管。
“国家出台政策总是有良好的期望，希望能真正简化科研体系，让科研人员能把大多数精力用在科研而不是申请项目上，这也是改革的本意。”刘澄说。
改革阻力来自哪儿
据中新社报道，按《方案》要求，今年将启动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设，在重点领域先行组织部分重点专项进行试点。2015～2016年，基本完成平台建设和各类科技计划的优化整合，实现科技计划安排和预算配置的统筹协调。2017年，经过三年的改革过渡期，全面按照优化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运行，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改革。
三年的时间，能否真正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
焦念志认为，三年的过渡时间比较合理，太长会效率低下，太短则不容易完成任务。但三年后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同时要具体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作出相应调整。
虽然有关专家对未来实现改革目标持乐观态度，但不容否认的是，在现有科研管理“政出多门”的情况下，实施整合将面临很多挑战。
“改革的主要阻力不是来自科研人员，而是来自政府部门。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年时间还是很紧迫的。”刘澄认为，实施集中管理意味着有些部门的管理职能将被弱化，甚至消失。一旦这种审批监管权力被划出，将对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调整产生影响。
建设监管如何落实
采访中，多位专家对《方案》中的部分设计表示了担忧，认为须进一步细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认为，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建设是一项很大的举措，但完成构想的难点在于谁是主体。“是科技部、中科院、教育部，还是国务院成立一个机构来统领？”
他表示，应由国务院直辖科技小组统筹建立科技管理公共平台，以避免不同机构争抢“排名”。该公共平台不应成为“某机构为主，其他机构为辅”的模式，否则仍将无法切断原有的利益格局。
“一个平台的公信力必须依靠组织建设模式才能得到，如果组织建设模式有问题，平台就会成为无根之水。”李侠强调。
此外，《方案》提出要依托专业机构管理项目。专业机构负责受理项目申请，组织项目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验收。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春就此表示，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设立管理科研项目的专业机构。专业机构要专业化、专职化和实体化，专职保证责任，专业保证能力，这样才能对最终的实施效果和实施程序负责。“这个专业机构既要有专家队伍，又要有执行机构。而这方面，科学院应发挥积极作用。”
刘澄则认为，如果科研项目的管理制度改革，仅仅是把政府把持的状况改为由专业机构把持，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国外申请课题很容易，但科学家会用绝大部分精力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而国内很多时候恰恰相反，申请课题很费劲，但结题时往往草草了事。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让科研‘去权威化’‘去行政化’，把科研的主导权真正交给科研人员，交给科研机构。”